[19]这显然违反了批评者所支持的Yates案创造的先例:承认任何人都可以宣称有推翻政府的权利，只要这种说教不是公开地提倡具体行动。
第二，在作为行政法所规范的对象的生活关系的背后，多数人的复杂的利益纵横交错，因此，行政法的解释并不能受到固定的、统一的单一原理的支配，而必须考虑复杂的事实关系的本质。为此，师从美浓部达吉的田中二郎在基本继承美浓部行政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和拓展，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田中行政法学，成为二战后日本行政法学的通说。
[32]宫泽俊义有关行政法领域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的法律概念与制度上的法律概念区分以及实定法的解释与实定法的科学区分上。而从方法论上来看，美浓部达吉的理论是通过对实在的法律意识的认识而进行的，但问题是在社会科学性认识的意义上，这种实在的法律意识＂如何与法律解释相结合，即还尚未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进行整理。2．纯粹法学方法论 浅井清在其1928年所著的《行政法的基础概念》一书的序言中对于传统的行政法学提出批判，认为以往的行政法学未能摆脱在行政法空白时代的官房学的遗风，不能在纯粹法学上认识行政活动，甚至不能积极的定义行政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行政积极地参与试行法律（实验法律）的制定[94]此外，在政策法学与邻近学科的连接关系上，法律制度的设计不仅仅是法学问题，而是需要邻近学科协助的综合性学问。而如果不对对象本身承认特殊性，作为实用法法律解释学的特殊部门的行政法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6]［日］佐藤英善：《行政法総論》，日本評論社1977年版，第18页。[108]［日］室井力：《国家の公共性とその法的基準》，载室井力編：《現代国家の公共性分析》，日本評論社1990年版，第11-14页。其中思想品德合格与品行要件有所重合，其他内容均属《高等教育法》第34条规定中的高校自主内容。
[14]学术自由（Wissenschaftsfreiheit）是源自德国法的一个基本权利概念，包含研究(Forschung)与讲学(Lehre)。（4）对学位授予要件做出区分。在蒋某诉湘南学院案中，[50]审理法院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这种司法上的推进，不仅从制度上解开了高校学生救济的紧箍，使得拘束学生的特别权力关系成为历史，而且也在高校自主与司法审查之间逐渐划出一条的判断界限。
二审法院指出，该案中的高校自治要件将非学术目的的事实作了不当涵摄。（2）法院对学位授予自治要件进行了合目的性审查。
廖丹诉华东理工大学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行终字第16号行政判决书。4.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存在判断瑕疵。但由于其学术专业性，高校能够在要件制定的裁量空间上得以支持，即自治学术要件对法定学术要件的解释，只需进行合理说明，就能得到法院的高度尊重。而对此合理性的审查，则可以引入比例原则的考量。
[27] 许育典：《法治国与教育行政：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教育法》，元照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可见，何小强案中所谓学术自治范围是指司法权是对作用法上高校学术判断权的尊重。毕业要件的争议内容主要涉及课程系重修通过、未在规定修学年限完成学业、超过规定年限、未修满课程、未按期注册报到、补考课程超过规定等。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据此，湘南学院作出的《湘南学院关于授予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试行）》规定师范类专业学生毕业时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未达到不授予学士学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这被看作获得学士学位所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本案上诉人所受处分系因参与打架，属于因学术水平问题及相关思想品德之外的其他不当行为而受到的处分，与《条例》第4条和《办法》第3条规定的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无关。
最高人民法院第39号指导性案例指出，高校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水平标准，法院应予以支持。而对某些自主领域，行政权力仍有介入的空间。
[47] 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对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主要集中在：1.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错误理解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中的判断余地。[50]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4）郴苏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12] 黄舒芃：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国家监督，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18期，第5～27页。即申请学士学位者除具备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外，只要符合《条例》第4条、《办法》第3条规定的条件，就应当授予学士学位。赵军诉广西大学统计行政管理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1）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若是符合，则再进一步审查该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再次，对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以及管理和使用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等事项，则要依法自主管理，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管理活动可以由高校自行规定，也可以由法律、法规的形式来直接规范。因此，即使将学位授予权解释为行政权属性，仍然可以对学术自由涵盖下的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等概念做体系内的自洽解释。
[28] 参见许育典：《大学法制与高教行政》，元照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15页。[20] 《教育法》第28条，《高等教育法》第11条。
《吉林省加强和规范高等学校学士学位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学位是其拥有者学术水平的评价和称号，严重违反学术诚信，如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者等不授予学士学位。当触及高校学位授予行为时，司法可循着两条路径进行审查，对于高校授予学位、制定授予细则的这两类职权，宜通过‘是否具有法定授权的标准进行审查。
[39] 更何况，《规定》规定对这7种情形，高校才可以开除学籍，言下之意，高校不仅不能对其他情形适用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在符合7种情形时，学校还可以依裁量而不开除学籍。参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04）集行初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57] 周慧蕾、孙铭宗：论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平衡——从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切入，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28]在我国，国家保障高校以学术目的进行活动，并认可高校自主的法定空间。
近年来，退学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纠纷相继进入行政诉讼的救济管道。虽然学术要件是教育行政权实现的一个环节，但是这里的学术标准与高校自主的科研、教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依赖于高校自身的学术专业判断，又专属于各校实际的学术水平。
毕业时，何小强获得武昌分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但由于其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被华中科大拒绝授予学士学位。第三，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是学术水平评估的实体内容。
针对此类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并不清晰。学位授予要件的区分有助于司法审查对症下药。
而私法自治则是私主体与生俱来的法定自主权利，自然对第三人不产生效力。[24] 参见周慧蕾：从规范到价值:高校学位授予权法律性质的定位，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2期。考察相关案例可以发现，2008年审结的何小强案是最早在判决文书中使用学术自治表达的案例，非常具有创新意义。[13] 行文至此，笔者先行假设，学位授予类案件中司法对不同类型学位授予要件的尊重是有区别的。
为避免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不当参照或宽泛适用，从而导致司法功能懈怠、学生权利与学术自由的实质性保障在学术自治的掩盖下被忽视，应当结合高校自主、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的内涵与定位，将高校学位授予的法定要件分为品行要件、毕业要件、学术要件。[30] 巴霍夫等人提出的判断余地理论认为，若行政决定的根据是高度人身性的专业判断，例如法律规定为此目的成立的专门机构根据客观的法外标准对个人的成就、品格等做出的判断，法官或者受其委托的专家都不能以自己的裁判或者标准取代这种专业判断。
笔者同样坚信，判决对法律规范的适用和解释形成了运行中的学位制度，而对于判决中司法者的观点和思路的整理，也能够对法律规范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助益。除了明确学位授予权的授权属性之外，学位授予要件的制定权限也有两个层面。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2期(总第184期)。《条例》第4、5、6条中，作为达到学术水平前缀的成绩优良、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应该归类到哪种类型的要件呢？文义上而言，后两者显然属于毕业要件，但此处的成绩优良却可产生三种解释：第一种，成绩优良是独立于第4条其他学术水平内容的学术要件。
